国际资本流动与中国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变化

本文是IMI副研究员黄泽清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先光的《IMI工作文件》(第1815号)。

近十年来,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一直在下降,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通过“双奖金”有所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在受到挤压后基本保持稳定,各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本文引入了一个衡量收入差距的结构性指标——帕尔马比率,来考察中国不同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变化。

研究表明,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变化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将通过两种机制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一是垄断性国际资本和高收入群体与我国“权力资本”的结合,这将通过干预我国的生产条件影响收入分配。二是短期国际资本会通过非生产性套利影响收入分配,包括经常账户渠道、资本和金融账户渠道以及储备资产账户渠道。

第二种机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高于第一种机制,两种机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

以下是论文摘录:帕尔马比率(Parma ratio)是一种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仅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并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剑桥大学的乔斯·伊加布里尔帕玛(Jos eGabrielPalma)发现,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根据收入分成10个相等的部分,中间50%的收入份额也是国民总收入的50%左右(即“50/50法则”),剩下的国民收入的50%被收入最高的10%和收入最低的40%的群体占据。

不仅如此,50%的国民收入不断流向前10%,即前10%的收入份额在扩大,而后40%的收入份额在逐渐缩小。

帕尔马认为,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主要取决于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因此,将前10%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划分为后40%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可以最大程度地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变化。

来自CENTERFORGALDEVERPMENT(CENTERFORGALDEVERPMENT)的研究人员进一步将其命名为“掌比率”。

每个国家的帕尔马比率在0.8(斯洛文尼亚和挪威)和8.5(南非)之间波动,中等收入国家的帕尔马比率普遍较高。

来自世界收入平等数据库(WorldIncomeInequalityDatabase)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帕尔玛比率从1990年的1.93上升到2010年的4.72,并在过去10年中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

此外,我国中等50%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总体符合“50/50”规则,但2001年出现了相对剧烈的波动,收入份额明显下降,2006年左右达到最低点。

具体来说,2001年之前,中国中等50%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约为53%,但2001年之后,收入份额下降到约48%,最终在49%左右波动。

因此,2001年是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重要一年。自2001年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与过去20年相比有两个新特点。首先,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在受到挤压后保持稳定。第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迅速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这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的变化不仅来自于该国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相对变化,也来自于外部经济环境对该国造成的各群体收入份额的绝对变化。

众所周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不仅外贸总量快速增长,外贸结构不断升级,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外汇储备也在快速增长。

因此,中国的收入分配也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中国不同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变化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直接相关。

本文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将通过两种机制影响中国的收入分配。

第一种机制是拥有垄断国际资本的跨国公司与拥有垄断资本的国内高收入群体的结合,这种结合通过干涉中国的生产条件来影响收入分配。

在行政委托代理制度下,中国行政权力的代理人与垄断资本所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权力资本”。它可以通过制度安排赋予一些垄断企业生产经营的特许权和专有权,从而使这些企业获得更有利的生产条件和利润。

同时,“权力资本”或“权力资本家”的所有者也会获得更高的垄断收入或灰色“权力资本”收入。

当国际资本流入中国时,为了稳定其在中国的利益,必然会通过寻租、联盟和竞争博弈与中国的“权力资本”相结合,从而形成包括国际垄断资本、国内垄断资本和行政权力在内的三元“权力资本”。

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所有者的垄断收入很难从国内行政权力代理人和国内垄断资本所有者那里获得。相反,它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与后两者一起提取出来,以便三者都能“分一杯羹”。

此时,国民收入的份额自然会向高收入群体倾斜,导致帕尔马比率上升和收入差距扩大。

第二种机制是在短期国际资本与高收入群体(包括三个渠道)结合后,通过非生产性套利影响收入分配。

一个是经常账户渠道,其中包含大量投机资本。

第二,资本和金融账户的渠道。外国直接投资逐渐放弃其原有的生产性质,开始以虚拟资本的形式流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它形成了对中国的金融掠夺,影响了收入分配。

三是储备资产账户渠道。随着我国汇率管制的放开,人民币不断升值,金融机构外汇存款的波动趋势表明,其中包括大规模短期资本。他们利用中国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监管不完善等因素进行套利活动,从而恶化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

实证分析表明,国际资本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第二种机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高于第一种机制。

原因是,一方面,短期投机性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中国进行快速套利,随着这类资本的迅速撤出,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将逐渐减弱;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稳定的利润,生产性国际资本在流入国内后必然与国内特殊的“权力资本”相结合。

在这种情况下,当两者的结合达到平衡时,这种国际资本将逐渐内化为国内“权力资本”,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相应降低。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一方面,应通过深化政府分权、改革地方绩效评估体系、严厉惩治腐败,降低“权力资本”的程度,减少国内外行政权力代理人与垄断资本的结合。

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金融监管,全面控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强对短期套利资本进出渠道的监管,打击“假外资”的回报投资,以减少其对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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